吴晓波频道   原创 施展

7月23日下午，2021年的年中经济论坛在杭州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继续进行，即将登陆的台风，并没有丝毫影响参会者的热情。
外交学院教授、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老师，发表了题为《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》的演讲。
在近两个小时的演讲中，施教授从分析国际秩序的框架入手，阐述了一整套的时政分析方法论，并对中美关系、产业转移、国际利益再分配等话题进行了精辟地分析，期间更不乏妙语：
“利益冲突要的是钱，而观念冲突要的是命。”
“今天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，大体上可以用一个“三段论”来概括：美国创新、中国生产、全球销售。”
“撕裂丝毫不证明美国衰落了。某种特定意义上，这更证明美国的强大。”
今天，小巴特地为大家奉上施老师的演讲全文，以下是演讲的精华内容。

演讲 / 施展（微信公众号：吴晓波频道）

分析国际秩序的五组要素

今天下午开场是让我讲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。我首先提一个问题：我们为什么应该了解国际政治和国际秩序？

正在做演讲开场白的施展教授

很多人会觉得国际政治、国际秩序离我们很遥远。但实际上，国际政治、国际秩序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要面对的最大的约束条件。

比如说，大家都知道风口很重要，雷军说，风口上的猪都可以飞得起来。但是这个风又是由什么推动的？风到底往哪儿吹？猪往哪儿飞？风口的背后是有N层约束条件的，而其中最大的一层条件，便是国际政治、国际秩序。

举个例子，二战之后日本被美国占领了，美国人认为三井、三菱等财阀是日本发动战争的重要驱动力，便把这些财阀全都解体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将日本转化成一个正常的国家。但是，在解体的过程当中，朝鲜战争爆发了，那些即将被解体的财阀，突然之间获得了重生的机会，然后才有了之后的日本汽车席卷全世界。

日本汽车能够席卷全世界是因为它的质量很好吗？当然，它的质量的确不错，但是如果它都没有机会活下来，怎么可能有后来的故事呢？所以，对日本企业来说，最大的风口无疑就是当时的国际政治、国际秩序。没有朝鲜战争的话，一切都无从谈起。

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：

当社会处于剧烈转型的时期，国际政治、国际秩序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。直接影响了企业和个人对自己的定位，对未来的判断。

那么，既然国际政治如此重要，究竟该怎么去分析、判断、把握它呢？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话题。

国际政治的分析是有很多内涵的，但是在我看来，最核心的是几组要素的对比，接下来，咱们分别来解释一下。

施展教授所列的国际秩序分析框架

1

力量与人心

大家经常会看到一个说法，国际政治中，没有永恒的朋友，也没有永恒的敌人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这个说法没错，但究竟什么才叫利益？

同一件事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，有的人认为这个事儿往前推才是利益，有的人认为这个事儿往后拉才是利益。谁才是正确的？这取决于这个国家认为自己究竟是谁，自己想要什么，理想的、正当的秩序应该是什么样的。而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判断，就构成了我所说的人心。

力量决定了你在国际政治当中博弈的能力，而人心决定了你在国际政治当中博弈的方向。你如何理解什么才是利益，跟利益本身无关，只跟你所抱持的观念有关。

在分析国际政治的时候，我们既要看到有力量的这一面，又要看到有人心的这一面，两者是无法相互替代的。

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明确一下：力量的较量是利益之间的冲突，而人心的较量是观念之间的冲突。在国际政治当中，两种冲突都存在，二者有一点很大的区别是，利益冲突要的是钱，观念冲突要的是命。

举个例子，19世纪的普法战争，普鲁士大军一路杀到了巴黎城下，法国被迫投降，赔了一大笔钱，普鲁士人就撤了。这就是典型的利益冲突，只要是利益冲突，那么用钱是可以解决问题的。至于赔多赔少，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博弈，可以砍价，但终归能解决。

普法战争主题的绘画

到了二战后期的时候，德国曾经有人提出谈判邀约，不想打了。但对英美等盟军来说，和谈是不可能的，必须不惜代价把纳粹德国弄死，这事儿才算完——这就是观念冲突。所以，利益冲突要的是钱，而观念冲突要的是命。

2

地缘和观念

苏联在末期改革的时候，曾努力地配合西方，愿意按照西方的要求来改造自身，直到最后变成一个民主国家，才发现上当了——西方仍然排斥他们。于是，俄罗斯又重新开始跟西方较劲。

苏联的错误，就是混淆了地缘冲突和观念冲突。当年苏联跟西方之间，彼此之间是有观念冲突的，双方意识形态不同。前面说过，观念冲突要的是命，除非把你弄死为止。但这并不代表等你死了之后，一切就结束了。苏联死了，俄罗斯站起来了，观念冲突没了，地缘冲突却还在。俄罗斯所处的位置、所拥有的力量等等一系列情况，决定了它跟西方之间永远存在着地缘冲突。

没有国家能够选择邻居，而邻居的块头又在那儿摆着，这个大块头本身就是对你的威胁。比如，无论俄国人怎么表达他的善意，波兰人都难以真正信赖俄国人，因为两者的力量差距太大。

这类地缘冲突是永恒的，但是可以交易；而观念冲突是可变的，但却是不可交易的。

仍然以德国为例，二战当中的德国跟英美盟军必须死一个才算完。但是等到二战之后，德国的观念改变了，那么他们又变成非常好的盟友了。这就说明观念冲突是可以改变的。

我们在观察国际政治的时候，要分析清楚究竟我们所讨论这些冲突，是地缘冲突还是观念冲突，还是两种兼备。这个东西你不做仔细的话，很可能就会导致误判。

3

陆地与海洋

从18世纪一直到二战结束，英国一直是世界霸主。其间挑战它的国家，没有一个能成功。后来，英国的继承人美国受到苏联的挑战，结果苏联也失败了。我们发现，英国跟美国都是海洋国家，获胜的始终是海洋国家，陆地国家没有一个挑战成功。

原因在于，海洋国家在打造一套开放性的秩序，而陆地国家则是在打造一个封闭性的秩序。开放性的秩序让你可以把对手之外的所有人全都拉过来做你的盟友，封闭性秩序则意味着当你自己的家当拼完，就全完了。

比如，拿破仑为了对抗英国，索性把整个欧洲大陆都打下来，组建一个封闭的市场，把英国完全排除出去。但结果是，英国反过来代表全世界封锁了欧洲大陆。

拿破仑也没能打破英国的封锁

不仅仅是因为英国有强大的海军，更因为英国的财政基础是海上贸易，它的战争跟它的贸易都从海上走，两者的财政需求是同构的，因而战争成本较低。而对于法国来说，它的战争在陆地上，贸易却尝试从海上走，两者不同构，导致战争成本高，时间长了就熬不下去了。

因此，区分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的关键，不在于你究竟是在海上还是在地上，而在于你追求的是一个开放的秩序，还是一个封闭的秩序。

如果你追求的是封闭秩序的话，那就只能建立起一个小市场。而建立开放体系的那个国家，将建立起一个大市场。大市场的效率要高于小市场，谁能主导那个大市场，谁就更有机会跑到最后。

再举个例子，日本在二战期间试图把整个东亚打造成自己的专属领地，建立一个封闭秩序。而到二战后，它放弃了这个追求，投入到国际开放的秩序中，经济影响力就有了巨大提升。这说明，参与一个封闭秩序还是一个开放秩序，对我们的经济效率来说，是有巨大区别的。

4

政治与经济

我们讨论国际政治的时候，经常会停留在政治层面，但是政治跟经济其实是紧密捆绑的。

任何一个政策，不管对内还是对外，都要落实为一个财政方案。没有财政方案支持的政策，根本是不可能走得通的。而财政方案来自于你的税收，税收则取决于本国的经济能力。

问题是，本国经济到底能发展成什么样，在“地理大发现”之后，根本不由本国说了算，而是取决于整个全球市场的波动。

举一个远一点例子，在明朝晚期，经济曾经非常繁荣，历史教科书上经常讲，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，很多人都在感叹说，如果不是大清入关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断发展，后面的历史就截然不同了。可是，为什么经济那么繁荣，明朝晚期财政还会陷入困境呢，军饷为什么不足呢？

因为明朝晚期的经济繁荣并不仅仅是因为江南地区发展得好，更重要的原因是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银矿。那个银矿在短短几十年里，开掘出来的白银的数量超过了此前人类历史上开掘出的所有白银。数量巨大的白银流向中国，购买丝绸、瓷器、茶叶等等，需求被迅速激活，于是便有了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。

西班牙殖民者发现的波托西银矿

可到了1618年的时候，欧洲大陆的三十年战争爆发，西班牙人的白银不再流向中国购买奢侈品，而是回到欧洲充作军费。中国的货币供给突然不足，需求也急剧萎缩，经济就陷入了衰败，到了末期拿不出军饷，大清就通过军事力量崛起了。

综观整个过程，明朝的财政自由度并不是它自己就能控制的，而是受制于整个大的国际市场的波动。而世界市场怎么波动，又跟其他别的国家的政治选择有各种各样的关联，大家是互相影响的。

5

大国与小国

在国际政治当中，大国跟小国的博弈地位以及博弈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主要靠力量来博弈的是大国，只能依靠规则博弈的是小国。

大国为什么不遵守规则？因为没有人能强迫它遵守。

年中经济论坛上的施展教授

比如，萨达姆当年觉得伊拉克是个大国了，打了科威特。结果美国马上就过去教他做人，那么伊拉克就根本不是大国；俄罗斯认为克里米亚是它的核心利益，接管了克里米亚，西方一通臭骂，但是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动作，说明没人能强迫俄罗斯，此时它就是大国。

小国只能靠规则博弈，而规则的执行力则有赖于大国的配合，如果大国不愿意配合，那规则本身就死了。多数时候，大国愿意配合规则，那是为了让更多的小国觉得它能主持公道，愿意与它结盟，从而打造一个更大的开放性的市场体系。有了这个更大的开放性的市场体系，它再去跟别的大国博弈的时候，力量就会更足。但是大国一旦进入一些非常状态，它完全可以甩开规则不理。

以上这几组要素，结合到一起，就会让我们对当今的国际政治、国际秩序有更深的理解。

比如，经常有媒体说美国被什么什么事情吓到了，美国要崩溃了，我们都可以放到这几组要素里来分析一下。

美国是个大国，没人能强迫它，它不会被吓到；美国现在追求的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还是封闭性的系统？如果你认为美国要崩溃了，是因为美国在转向一个封闭性系统吗？那么怎么去判断它是坚持开放性的还是封闭性的？判断指标是什么？

还有，中美之间的摩擦、竞争甚至对抗，究竟是地缘层面的还是观念层面的？我们各自力量的基础是什么？我方所能够争取的人心是什么？这些就是方向比较准确、内容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分析了，而不是那种国际八卦式的。如今，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太多的分析都是国际八卦分析，对我们做一些关乎未来命运的重大抉择没有帮助，所以，我们需要理解这些要素。

美国创新、中国制造、全球销售

在以上这些要素背后，还有一个重要变量——技术。

技术的进步，会重新定义一系列的东西。比如，在炼油技术发展起来之前，仅仅从国际政治、经济角度来说，中东价值不大，沙特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国。在炼油技术发展起来之后，中东突然变成一个国际政治上至关重要的关节点，沙特也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大国。同样的道理，在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之前，中国大概不会想到能够发展得如此快速，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。

沙特阿美公司打造的智能油田

技术的发展，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资源，什么是力量，什么是人心，什么样的叫大国，什么样的叫小国等等一系列东西。

当我们把所有的要素都考虑进去，再加上技术这个维度之后，再来审视中美关系、全球秩序，就可以获得一些比网上国际八卦新闻式的分析更有价值的信息。

首先，在可预见未来，也就是至少未来十几年内，全球秩序将处在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：在经济上，各国极度相互依赖，且这种依赖不会因为贸易、政治对抗而发生实质性的逆转；但在政治上，又相互不信任，高度对抗。这种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恰好是跟经济上相互依赖有关联。

今天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，大体上可以用一个“三段论”来概括：美国创新、中国生产、全球销售。

全球经济分工的“三段论”

先说美国创新和中国生产之间的关系，我有朋友在硅谷那边做投资，他们判断一个项目值不值得投资有很多标准，但其中有一条是看这个项目在深圳有没有办公室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很难让人相信这个产品有机会、有能力大规模地量产。也就是说，对于美国硅谷那些新技术、新产品而言，它要想大规模落地量产，就必须得跟中国的大规模制造业相结合。

还有朋友跟我说，他有一些跟踪了很久的项目，一直不想在中国这边量产，于是到欧洲、日本等许多地方去寻找机会。找了很久，一直都没有成功，兜兜转转若干年之后，被迫再一次来到中国，迅速地落地量产了，这些全都是案例。

为什么美国有这样到处去寻找合作者的需求？为什么中国能够满足这个需求？我在今年初出版的一本新书《破茧》里，仔细分析了这个过程。

美国之所以有这个需求，根源于上世纪80年代颁布的鼓励创新法案《拜杜法案》概念相关，这个法案具体内容就不展开了，只是简单说它的客观效果：它使得美国企业对于创新效率的要求前所未有地高。

《拜杜法案》听证会

如果一家企业想确保创新效率，就必须得把生产环节、生产流程全都甩出去。如果自己来干的话，整条生产线都是自己的成本，一旦创意改变，整条生产线都得调整，转型的成本非常之高。为了确保自己的创新步伐不被生产线局限，只好忍痛把生产线甩掉，让别人给我干，相当于把转型风险全部甩出去，我这边只负责创新。

而承接这个规模巨大的外包工作，需要在效率和弹性这两方面都非常出色。效率不高，人家凭什么把订单给你？弹性不高，你就没能力迅速转型，上游的创意一变，你就活不下去了。

怎样才能有弹性呢？就是不能太专业化，一旦特别专业化，一定会丧失弹性。可是不专业化，又没有效率，那么连订单都拿不着，想死都没有机会。

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本来是很难同时满足的，但中国在市场发展过程当中逐渐演化出一种匪夷所思的形态，适应了这个要求。

举个例子，中国有个城市生产钓鱼竿特别厉害，钓鱼竿是伸缩的，分成好多节，那里有很多厂家，每一个厂家只生产其中一节，同时所有这些厂家都有自己的品牌，在淘宝上开店卖。谁宣传得比较好，拿到订单了，便去找其他厂家买回另外几节，组装到一起交货。其他厂家拿到订单了，也同样是如此。

每个厂家都非常专业，效率很高，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可以不断地动态重组，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，从而确保了生产的弹性。

通过这种供应链网络的方式，中国同时实现了效率和弹性，从而具备了承接大规模外包的能力。

年中经济论坛上的施展教授

网络的规模越大，里面单个的小企业分工就越细、越专门化、效率越高。同时，也说明网络当中可以构成的配套组合越多，整个网络弹性越好。

一旦网络规模突破了某个临界值之后，它就会带来一个质的飞跃，即它的运转效率将会比劳动力、土地的价格更重要，这个我称之为广义交易成本。广义交易成本占比的大幅上升，意味着单个企业如果离开这套供应链网络，虽然有可能获得更便宜的劳动力和土地，但它的运营成本会急剧上升，最后成本反而变得更高了。

而这个网络规模的临界值，中国早就已经突破了。这导致了在21世纪之后，全球大量中低端制造业都在向中国集聚，哪怕我们劳动、土地价格不断上涨，已经不再有优势了。但就大的生产生态系统而言，中国的优势仍然无可撼动。

越南无法成为“世界工厂”

这里回应一个问题，在2018年时，中美贸易摩擦开始，很多人都在担忧中国的制造业会大量外迁，尤其是外迁到越南。中国“世界工厂”的地位就会被越南取代。

我在2019年到越南做了比较深入、细致的调研，调研的结果是：

它确实对中国没啥影响。往越南所谓的制造业转移，本质上来说根本不是转移，而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。

比如，2019年10月有一条新闻，说三星手机工厂关闭了在中国大陆最后一家手机工厂，迁到越南去了。

在过去，生产一件复杂的产品可能需要100道工序，其中70道工序都是在一个工厂里完成的，只不过分布在工厂里的70个车间。这个工厂迁走了，就等于70个车间全走了，那确实值得担忧。但是，在前面提到的供应链网络模式出现之后，这70个车间全都独立出来了，独立成了70个企业。那么，在企业迁走的时候，就必须得问是独立出来70个工厂全都迁走了，还是当中的某一些迁走了。

回到三星迁走手机工厂这条新闻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问：到底是什么迁走了？

三星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手机工厂关闭

在越南调研期间，我在三星手机工厂门口看到有大量的集装箱卡车，每天下午过来卸下大量的手机配件。而这些手机配件都是前一天下午在广东的珠三角装车，第二天一早到了广西凭祥的中越边境口岸，通关后才到了越南北宁省三星工厂卸货组装，变成手机卖出去。

这种现象说明，70个工厂里可能也就最后一两道组装环节的工厂迁到了越南，前面大量环节工厂仍然还在中国。但因为最后组装环节那几个工厂的产品是终端产品，to C的，于是我们格外关注。而前面那些环节工厂都是中间产品，中间产品是to B的，除非你是行业里的人，否则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们的品牌。

终端产品是要出口到美国的，那么它会直接面对美国关税的冲击，所以它迁到越南，这是合理的。可是前端的那些中间产品，本来就是卖给三星终端工厂的，所以过去可能是从武汉卖到惠州，在惠州组装。现在迁到越南，那就从武汉卖到越南，犯不着连工厂也跟着迁到越南。

这种背景下，我们看到这种所谓制造业转移，不过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而已，供应链主体中心仍然在中国，而且半径还扩大了，这就意味着供应链同时满足效率和弹性的能力又变得更强了，想往别的地方转就更难了。

有人会质疑，越南也可以学习自己生产元器件，发展自己的供应链网络啊。30年前，中国不就是这么闯出来的吗？你怎么知道20年后的越南做不到呢？

对于这件事，我的结论是：它做不到。因为要成为新的世界工厂，必须要有完整的工业体系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自己的重化工业。没有重化工业，你要说作为一个完整生产体系，很多原材料自个都生产不了，只能从别人那儿买，那么就会有很强的依赖效应。

越南是否能发展起自己的重化工业呢？答案是很难。

因为重化工业是高资本、低就业的，需要的钱多，需要的人少。而越南是个后发国家，资本匮乏、劳动力富裕。重化工业产业特征跟越南的比较优势正好相反，导致它很难在自由市场中内生性地出现重化工业。

我们看所有能够建立起重化工业的后发国家，都是靠政府强力的刺激与扶持，日本、韩国都是如此，中国也主要是靠国企来发展那些重化工业。

演讲中的施展教授

越南可以用这个办法吗？答案依然是不行。

原因又跟我前面讲的国际政治那几个要素相关了。

国际政治要素当中的地缘很重要，越南没有办法选择它的邻居，它的邻居就是中国。而中国对越南有着规模、力量上的碾压性优势，在这种优势面前，越南天然会有焦虑。它需要找到另外一个能支持它的“大腿”，在今天，只有美国能胜任这个位置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越南在最近这几年跟美国、欧洲签订了一系列非常好的自由贸易协定。

不过，抱美国的大腿是有条件的。那就是你必须得是自由市场经济，而只要自由市场经济，就意味着你无法靠国家强力催肥来发展重化工业。

有人又会疑惑了，当年韩国、日本也抱美国大腿，为什么美国就允许它们靠国家强力催肥呢？

这又一次和国际政治相关了，原因是时期不同。在冷战时期，政治立场是第一位的，只要政治立场上愿意站过来，经济不够自由市场化，美国可以容忍。如果不忍的话，有可能把对方逼到对面阵营上，对美国来说更不划算。

在今天后冷战时期，你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，就等于你在政治上怎么站位。你如果不走自由市场化的经济，那就跟美国这个阵营混不到一起去。一旦被排斥，也就没人有兴趣往越南转移制造业了。

越南面临的是一个结构性困境：

走国家扶持重化工业路线，就能发展起完整工业体系，但代价是必须独自面对中国的竞争；或是为了克服独自面对中国的焦虑，跟美国站在一起，相应地，发展自主重化工业就得搁置了。

越南选择了后者，因为独自面对中国，这份焦虑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化解的。虽然重化工业自己发展不起来，但不代表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发展了。当然可以发展，而且可以发展得很富裕。只不过，必须要跟另外一个有重化工业的国家在经济上有深度的融合。而另外一个有重化工业的国家是谁呢？中国。

从越南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，“美国创新、中国生产”这个事在可预见未来是很难改变的，这是中国经济一个基础力量所在。

中国的崛起造成了美国的撕裂

中国现在也在努力创新，但我们的创新更多是从1到N的创新，而美国是从0到1的创新，这两种创新所需要的制度环境是不一样的。

从1到N的创新，需要的是大规模的组织技术、超大规模的市场，这两点中国独步天下。而从0到1的创新，需要的是发达的基础研究和优良的科研环境，能从全世界吸纳高端人才，还要有非常低成本的融资环境，这几个原因加在一起，决定了美国在从0到1创新上的优势难以撼动。

从0到1的创新需要发达的基础研究

目前，中美之间在一些高端技术领域，正在脱钩。但从整体上看，彻底脱钩根本不可能。

因为那些脱钩的高端领域的产品，大多是中间产品，不是终端产品。比如芯片，中国目前自己做不了，但芯片是个中间产品，手机才是终端产品。芯片想要变成手机，必须得依靠复杂的组装环节，而这都是中低端制造业。高端制造业需要的是工艺能力，中低端制造业需要的则是成本控制能力，在这方面，中国是无与伦比的。

虽然在工艺能力方面，中国很多时候是受制于人的。但这种“受制于人”并不是单方面的，而是相互的：你的东西确实我做不了，我认账；但是你的东西做出来，必须先靠中低端制造业组装完毕，才能卖出去。那对不起了，这些环节都在我们家。

中美之间这种比较优势的不同，在十几年之内不会出现实质性逆转，因此，整体性的脱钩是做不到的。

既然中美在经济上如此深度依赖，为什么政治上还会不断推动脱钩呢？

最重要的一个动因是中国制造业这些年的高速成长，带来了世界上一系列失衡，包括美国内部的失衡。

美国的创新产业、资本都很愿意跟中国的制造业相融合，因为这能提高他们的效率，符合他们的利益，所以他们的对华诉求是更多的合作。

与之相反，美国传统产业部门的对华诉求更多的是对抗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就是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机会。

这两个群体的规模都不小，从大选结果可以看出来，大致各占一半人口。这种经济上的撕裂，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政策取向，使得中美关系变成了一种三边关系，即美国创新部门、中国、美国传统部门。

这种三边关系有点像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状况：

北方工业州渴求贸易保护，好让自己的工业品有竞争力；南方农业种植园州渴望自由贸易，以便能更便宜地从英国买工业品。南北政策诉求刚好相反，于是引爆了一系列问题。

当然，美国今天不可能再次爆发内战，但是经济撕裂会演化成社会撕裂，社会撕裂会造成政治撕裂，于是我们看到最近两次美国大选都出现了严重的撕裂。

对于美国总统而言，他的政策选项有两种：

一个选项是一屁股坐在某一个阵营这边，这就是川普的选项；另一个选项是要做全体美国人总统，而不是一半美国人总统，这就是拜登的选项。

做全体美国人总统，就必须要既照顾创新部门对华合作需求，又照顾到传统部门对华对抗的需求，最终呈现的结果就是，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，相较于川普时期有所柔化。比如TikTok，当年控制它的政策已经取消了。

经济上柔化了，还怎么对抗呢？很简单，在别的领域制造事端，比如人权、政治、观念，拜登上台之后，在这些领域的对抗明显更强了。

经济上依赖，政治上对抗，这就是美国内部出现的精神分裂状态。有人由此得出结论：美国衰落了。

全球秩序精神分裂的两方面

在我看来，这个结论太草率。撕裂丝毫不证明美国衰落了。某种特定意义上，这更证明了美国的强大。逻辑是这样的：它的创新部门越有效率，它的撕裂性就会越强、越严重。而如今撕裂这么严重，证明了它的创新部门非常有效率，而美国真正的力量就在于它的创新部门效率上。这种经济层面的撕裂十几年之后会自然消化，因为到时候传统部门失业的哥们都已经退休了，而退休金是可以通过社会政策来解决的。

这十几年当中培养起来的新的劳动力，他们可以参与到创新部门，或者参与到创新部门的衍生部门，美国经济内在有机的一体性会恢复。到那时，经济层面的撕裂大概就过去了。因此，绝不能看到今天美国这种撕裂状况，就轻易判断美国要衰落。

同样地，在全球秩序方面，中国的成长不仅让美国内部出现了状况，还让大量的国家内部都出现了状况。好一点国家，像美国一样出现了撕裂，差一点的国家就干脆被挤掉了工作机会。

这不是中国的问题，而是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马太效应导致的结果。

我们想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，当然渴望所有人能有所发展，但现在确实不如人意。怎么办？在找到办解决法之前，这个问题会恶化各国之间的关系——因为你太能干了，导致我们没活干，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对抗。而各国之间经济分工又如此相互依赖，本来，相互越依赖，越需要政治上信任，但现在偏偏是越依赖，越不信任。这就是今天国际秩序中的悖论。

施展教授对全球政治对抗的剖析

此时我们就要问了，这些困境是否有突破的可能性？它的突破点在哪儿？

目前可以得出结论的是，无论如何，过往的国际秩序肯定持续不下去。因为过往国际秩序以每个国家都有发展为基本预设，但这个预设在今天已经破产了，那么，我们需要做一种观念层面的反思，可能的出路在何方？

我在做反思的时候，我就打开一个脑洞，很可能需要一种新的全球再分配机制。在一个新的全球再分配机制之下，才能让所有人都有发展，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自己才能发展得更长远，更持久。但全球再分配机制绝不能是强者直接给弱者钱，直接给钱是最糟糕的再分配机制。它会败坏那些接受钱的人，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。

我现在有一个猜想，这样一种再分配机制应该通过一些穿透国界、不以国为单位的产业来实现。在这些产业运转过程当中，找到某种新的分配机制，然后这种分配困境才有解，而穿透国界的这些产业，想要有所发展，就必须要回应人们的痛点，不能再以国家为单位，必须要以全球为单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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